解構性別：跨界與結盟

引用資料：張君玫，2017，〈 解構性別：跨界與結盟〉。論文發表於女學會學術研討會「從外太空到內子宮」。台北：東吳大學，2017年9月23日。

說明：這篇文章是發表於2017年9月的女學會研討會。這幾年來，我寫作的方式逐漸偏離期刊論文的模式，除了基本的格式，而逐漸以書的整體思考模式在運作，也就是扣連到更大的圖像與架構。很多知識或學科的背景，我是無法在單篇文章中交代完全的，比如新物質女性主義（New Material Feminism）的觀點。這篇文章是關於對跨性別，以及更廣泛「跨者」的相關倫理思考。然而，與其說是在性別論述中運作，不如說，我對性別的想像乃是鑲嵌在更廣的物質化過程裡，乃至於當代生態批判的性別化思考中。除此之外，這篇文章也是一個小禮物，在創造彩虹的道路上，送給每一個努力在性別地圖中伸展與實踐的跨者，包括我的很多朋友。

圖片說明：2018年10月27日台北同志大遊行。

中文摘要

在女性主義的性別論述中，身體的建構或本質始終是一個難以迴避的棘手難題。本文希望從二十一世紀初的歷史立足點出發，重訪此一爭議的脈絡與內涵。首先，我將指出性別建構論和生物決定論的不均衡圖像，並提出核心問題：在倫理-存有-知識論的女性主義理論視域中，我們要如何思考性別體制的物質性？其次，我強調跨性者的性別動態所凸顯的乃是語言和物質的交織。第三，我從當代新物質女性主義的觀點出發，批判地檢視兩種看待跨性者的不同倫理取向，一是雷蒙（Janice G. Raymond）在《變性帝國：她男的製造》（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1979）中所提出的「完整的倫理」，一種由上而下的規範倫理學，二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消解性別》（Undoing Gender, 2004）中所勾勒的「可活的倫理」，一種更強調與他者關係的倫理學。我指出兩者分別關注不同層面的暴力，並從中透露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想像。在結語中，我主張在當代更為動態的性別地圖中，我們必須讓更多不一樣的體現故事得以展露，並在身份政治之外，打造更多結盟政治的空間。

關鍵字：建構論、跨性者、完整的倫理、可活的倫理、結盟政治、身體

Deconstructing Gender: Boundary Crossing and Politics of Alliance

Chun-Mei Chuang

Abstract

The dichotomy between construction and essence has haunted the feminist discursive field of sex and gender for a long time.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is dichotomy from the historical standpoint of the the 21st century. First, I point out the lack of symmetry between gender constructionism and bi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thereby present a crucial question: How do we conceptualize the materiality of gender structure within the feminist ethico-onto-epistemological horizon? Second, I highlight the interweaving movement between language and matter in the gender dynamics of trans people. Third, starting from a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I critically examine two different ethical orientations towards trans people, the ethic of integrity as represented in Janice G. Raymond’s 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1979), and the ethic of livability as proposed in Judith Butler’s Undoing Gender (2004). I argue that these two ethical orientations are attentive to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violence against bodies-individuals, and therefore evoke different political imaginations. I close with a more dynamic conception of sexual variations and gender mapping which searches for more diverse stories of gender embodiment and works towards alliance politics over identity politics.

Keywords: constructionism, trans, ethic of integrity, ethic of livability, alliance politics, bodies

一、前言：思考性別體制的物質性，以及性別化存有的動態

女性主義理論是紛雜多元的，但無論是何種理論取向，都很難全面迴避身體的議題。傳統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聚焦在平等權利的爭取時，看似可以繞過女體的差異，其實不然。訴諸或關注差異性的女性主義（feminism of difference）長期以來對自由派女性主義的批判正在於忽略了女體相較於男體（亦即標準化的人體）的差異，以及這類差異所造成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後果。然而，對於更關注個體平等與差異的人來說，儘管並不一定遵循傳統自由主義的思路，也往往憂心，以性別差異為核心的理論恐會陷入一種本質化，甚或本質主義，從而排除了很多不符合標準化女體的女人。更何況，長久以來，性別差異就是父權結構用以貶抑和箝制女性的藉口。一直到1990年代中，甚至有女性科學家認為應該停止研究性別差異，因為男女有別的主張，會讓好不容易往前進的性別平權開倒車。如此的反效果，卻是造成女性健康研究的不足（Londa Schiebinger, 2016 (1999): 115）。

面對性別的差異，平權者往往出於價值與策略考慮，傾向強調性別差異主要是在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中的建構或建構物（construction or construct），因此不足以也不應該掩蓋男女或其他性別之間的共通點，尤其是每個人身為個體的獨特性和發展空間。這就是我們如今熟知的性別建構論（gender constructionism）。在台灣的性別論述空間中，最常見而主流的仍是性別建構論，對抗著代表傳統價值和保守勢力的性別生理論。就算在性（sexuality）相關議題上針鋒相對的不同立場，往往在性和/或性別(sex/gender)的社會建構上有一定程度的共識。

無論在美國或台灣，性別建構論相當程度都是為了對抗或制衡生理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而生，並且確實達到了一定的抵抗與改革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此二者的對立並不是處於一種動態平衡的狀態，而傾向於反映出對立的意識形態，亦即保守父權和改革性別。以女性主義論述的場域來說，幾乎不太會有人主張生理決定論，至少不會刻意去彰顯這部分，就算私下隱約認為或承認有些生理性質很難跳過；即使主張生理性別差異具有關鍵的作用，通常仍會強調這些生理特質本身乃是有歷史條件和社會脈絡。性別建構論之所以成為主流論述，除了因為可以有效對抗傳統壓抑女性發展的生理決定論，也因為建構的論述空間確實比較具有彈性，可以適應很多不同的價值立場和行動取向。所以，我們會看到有強的版本和弱的版本的建構論。然而，在物質基礎和語言表達之間有著非常複雜迂迴的關係，可能並非建構論的框架所能處理的。因為，當建構二字成為方便的術語，我們可能就忽略了建構的複雜動態過程。換言之，重點或許並不在於「是不是一種建構」，而在於如何建構，怎樣意義的建構，以及特定建構的歷史、社會、物質條件、脈絡、限制和可能性。

即使是性別建構論也無法迴避身體和/或物質的棘手難題。美國當代知名女性主義者茱蒂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在引起廣大迴響的《 性別麻煩 》(Gender Trouble, 1990)之後，不久出版的《 身體重要 》（Bodies That Matter, 1993）有部分在於回應很多人批判她是忽略身體物質性的性別建構論。基本上，巴特勒主張身體的物質性（materiality）乃是透過不斷重複而儀式化的規範（a ritualized repetition of norms）而成形（Butler ,1994: x）。此外，巴特勒認為，女性主義理論中極為流通的建構（construction）一詞並不是非常恰當，因為，建構一詞很可能預設了一個靜態的、已經成形的性（sex）（Butler, 1994: xi）。亦即，預設了台灣翻譯一般所言的「生理性別」乃是靜態或固定的。她認為，僅僅宣稱性已經被性別化或建構，並不足以解釋性的物質性（materiality of sex）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Butler 1994: xi）。巴特勒因此主張，以「物質化」（materialization）的概念來取代「建構」，以利更動態的思考身體和性。

姑且不論物質化的概念架構是否能充分解決建構一詞所引起的紊亂。我贊成巴特勒所言，「建構」一詞的用法並不恰當，但並不僅是因為「建構」的語意和用法可能維持了心物二元論，或文化和自然的大寫對立，從而預設一個靜態的性或自然，以及一個主動而活躍的性別或文化。我認為，更深遠的影響在於，建構論排除了對自然或物質更深刻的討論，不僅是對立於人文的自然，更包括了人類存有在內的自然、物質與身體。晚近女性主義理論中的「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Stacy Alaimo and Susan Hekman eds., 2008），除了修正數十年前「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的偏誤之外，也深受當代科技科學的發展影響，並扣連到近年來越來越重要的生態意識，慢慢練習放下人類文化主義的傲慢，在各方面開始正視物質和身體的複雜動態，及其對文化建構所形成的限制。

以巴特勒的思想軌跡來說，儘管強調物質和身體的重要性，但她所採取的路徑並不是物質的轉向，而是更深入規範的政治意義。關於我們是否可以直接碰觸到身體的物質性，巴特勒和很多女性主義理論家，包括許多有自然科學背景的女性主義者，比如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和凱倫．巴芮德（Karen Barad），以及許多自稱物質女性主義的學者，都抱持著保留的態度。女性主義理論對於身體的態度，在很基本的層次上傾向於知識論，而非存有論。更精確來說，對於女性主義理論來說，很難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不涉及知識、政治和倫理預設的存有論。因此，巴芮德提出「存有知識論」（onto-epistem-ology）來說明存有論和知識論的糾結纏繞，連同倫理學，構成一個「倫理-存有-知識論」（ethico-onto-epistem-ology）（Barad, 2007: 90；張君玫，2016: 69）。

本文所要思考的核心問題是，在倫理-存有-知識論的女性主義理論視域中，我們要如何思考性別體制的物質性？我認為，女性主義者對於跨性別和/或變性者的看法，是一個很好的思考點，儘管這也是一個充滿了煙硝味的所在。不僅因為跨性別，無論是否經過變性手術，是在轉變的哪一個階段，都在性別體制中佔據獨特的動態位置，更因為在女性主義的相關論述中，往往更明白透露出對於本質的焦慮以及對於建構的愛恨交織。在跨性別的議題上，「如何看待」的知識論提問以及「如何對待」的倫理學提問是無法切割的。因此，在思考女性主義的倫理存在知識論視域時，跨性別的物質處境和體現存有不僅是重要的議題，跨性者或跨者（trans） 本身也構成了這些思考領域的關鍵主體，而不僅是主題。

然而，當我強調跨性者的動態位置，並不是在說所有其他的性別化存有（sexualized and gendered individual）就不具有動態的位置。剛好相反，我認為，唯有領會所有性別化存有的物質動態，才能更確切理解跨性者的處境。但同時，我們也不宜把「跨性者」這個類別簡化成同質性的存在。類別，如同其他性別化類別，也包含了許多複雜的可能性，從主觀的性別認同，到性別化的打扮，到不同程度的醫療介入，到更為徹底的性別重置手術 。因此，跨性者所面對並承受的不同程度的斷裂確實具有其獨特性。

二、跨性者的性別化動態：語言和物質的交織

在本文中，我將以「跨性者」一詞來包含一般所謂的「跨性別」和「變性者」。「跨性別」一詞，通常是從英文transgender直接翻譯過來。但在某些包括學術在內的語境，你會看到類似「跨性別的溝通」的用法，這是把「跨性別的」這個形容詞解釋為「兩性或不同性別之間的」。當然，這確實是「跨性別」一詞在字面上可以包含的意思。「變性者」一詞則通常是英文transsxual的翻譯，指稱已經做過變性手術或性別重置手術（sex-reassignment surgery），或美國近年來常用的性別肯認手術（gender confirmative surgery），以便符合自己想要的性別。對照於英文來說，跨性別和變性者的區分在某些方面似乎複製了gender和sex的區分，因此也相當程度複製了性別概念批判者，比如巴特勒等人，所擔憂的文化（culture）和自然（nature）的二元論。以目前常見的用法來說，transgender是一個較廣的詞彙，往往可以包含transsexual，這點也遵循一般定義，認為gender的指涉較廣而可以包含sex在內。然而，這些詞語的用法，其實都是有商榷空間的。詞語有趣的地方正在於，可以不斷在有限的空間中擴張與再定義，並藉此改變我們看事情的方式。從上個世紀末至今，隨著性別少數權益倡議的運動，trans 一詞也越來越通行，通常會根據指涉對象是transwoman或transman而翻譯成跨女或跨男（香港稱為「跨仔」）。但就其語意的視界來說，trans其實可以稱為「跨者」或「跨性者」，泛指無論是性別或性意義上的跨越者，亦即，同時包括 transgender 和 transsexual 在內。美國跨運行動者（trans activist）費雷斯 (Leslie Feinberg) 在上個世紀末出版的《跨性別戰士》(Transgender Warriors, 1996)一書中便指出，她給跨者或跨性者（trans）的定義是寬廣的，「意指所有勇敢的跨戰士們，不管來自哪一種性別，也就是那些在歷史 中領導戰役首先造反的人們，以及那些在此刻凝聚勇氣為了認同和生命奮戰的人們」（Leslie Feinberg, 1996，收錄於何春蕤編， 2003）。在這個較為動態與寬廣的分類架構中，可以直譯為「中間性者」（intersex），但一般稱為「陰陽人」或性別不定者，具有比較難以界定的位置。就某一層意義來說，中間性者也是廣義的跨者。然而，他們天生性器和體質上所具有曖昧不明，往往讓他們在剛出生的嬰兒時期就遭受到成年世界性別體制的暴力對待，而且很多是成年後才知道自己的情況和遭遇。每個中間性者都有自己特殊的生命歷程，但在性別體制鮮明的社會中身為性別不明者的遭遇仍讓他們有共同的被迫害經驗。他們的「跨」往往具有更多的非自願性，同時也進一步凸顯出生理和文化的區分所具有的複雜性。

拉回到台灣的語境。由於跨運仍在萌牙與起步，慢慢從少數個體的努力不斷擴展，但往往得不到主流婦運和同志運動的奧援。在論述上，台灣的性別論述，包括跨運論述，大多承襲或引介自美國。甚至也延續著美國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和跨性別者（尤其是男跨女）的嫌隙與爭論，尤其涉及到「女人」的定義，以及女性主義是否「排跨」（排除跨性者）的問題。由於社交媒體的發達，很多說法似乎可以立即得到相當程度的注意，並引發某些討論，但也由於欠缺更厚實的理論和實踐資源，而難以持續。很多在新媒體中展露的論述依然有待觀察。而「跨性別」的標籤固然是身份政治運作的一個重要範疇，但在台灣性別運動中似乎依然帶有某種被主流運動排除的意味。從「只有跨性別者才能為自己發言」到「跨性別者只能為自己發言」，往往是一線之隔。事實上，這也是當代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中常見的陷阱或難題。身份政治和結盟政治（alliance politics）之間的相互為用，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核心議題。陳薇真（2016）的《台灣跨性別前史：醫療、風俗誌與亞際遭逢》是少數較完整的資料報告。陳薇真主張，遠在「跨性別」一詞出現並傳到台灣之前，這些人其實並未在性少數權益運動或努力中缺席，而毋寧說，他們是在正典的框架中被排除與噤聲了。這點是很重要的。因為，跨性者的故事丟失在性少數權益運動的路途上，其實並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在美國或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上個世紀末至今的跨運有很大部分是在贖回跨性者故事的敘說權，以及故事詮釋的權力，尤其是要說出「自己的故事」（Sandy Stone,1996 (1987); Stefan Horlacher ed., 2016; Juliet Jacques, 2015; Robert J. Johnson, 2015）。無論是何種意義的少數或弱勢，奪回說自己故事的力量和空間，都是運動得以擴展的重要條件。台灣的跨性別敘事和論述，除了性別平等教育的宣導（游美惠，2010）、學者的研究和訪談（何春蕤編，2003; 陳宜倩，2011），比較多的仍是在心理諮商領域中的研究（謝秋芳、趙淑珠，2016; 謝秋芳等，2013; 韓佩凌， 2014）。近年來在新聞媒體上，變性者的新聞增多，而且也有較多「正面的」評價，尤其是「勇敢做自己」之類的評語。跨性者可以有更多生存空間和社會善意，當然表示這是性別體制鬆動的進步，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留意，這些話語與善意有多少是基於政治正確的表態，又有多少具有改變性別體制的實質力量，以及更重要的，結盟的意願和實踐。

「勇敢做自己」並不是一個對任何人都等值的宣稱。在既存的性別體制中，雖然這個體制已經不斷在改變與修正，做一個「男人」和做一個「女人」就具有非常不一樣的意義與重量。做一個性別氣質不符合原生性別者，也一樣具有傾向男或女的不同差異，以及種種複雜的因素。大家熟知的現象是，男孩子氣的女生，比起女孩子氣的男生，往往更受歡迎，而較少受到霸凌。男孩子氣，或一般所謂的陽剛氣質，及其所攜帶的偏向理性、勇猛、剛強、決斷、自主等意涵，在我們的性別化社會中是較受尊重的。而那些被連結到女性特質或陰柔氣質的個性特點，包括情緒、柔弱、依賴等，則是在女孩子身上被容忍，但在男孩子身上是不被鼓勵，甚且受到輕蔑的。更精確來說，女孩子，尤其傳統的女性特質，是被允許受輕蔑的。換言之，女孩被「看低」或貶抑，不一定是污辱，反而可以是疼愛或寬待。此一雙面受縛的處境，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依然並未全面消失。

對於某些女性主義者來說，沒有翻轉或更徹底顛覆上述性別氣質階序和二分性別體制的，都不能稱得上是進步的。對於另一些女性主義者來說，任何的鬆動和跨越都是有意義的。對於後一類女性主義者來說，前一類女性主義者很容易落入「女性主義警察」（feminist policing），亦即指責別人的性別化實踐是不進步，甚且反動的。這正是巴特勒在接受跨運行動者訪問時，對於珍妮絲．雷蒙（Janice G. Raymond）等人的批判。當然，女性主義的立場或觀點絕對不只這兩類，任何分類都是暫定的與有限的。然而，由於女性主義的知識和政治計畫無可避免具有改造社會的規範意圖，也很容易在倡議理想時誤觸女性主義警察的陷阱。因此，在女性主義內部的對話中，我們不宜將此視為單純的指控，而應該更謹慎的思考其所透露的訊息，以及各種不同策略之間的衝突和關係。當然，在這兩極的看法中，有很多女性主義者抱持比較中間的看法，但也有更多是對此保持沈默，沒有特別的意見，除非「尊重」。然而，有時候，沒有特別的意見也是一種表態。無可諱言，在女性主義的思考中，跨者的生命歷程和社會處境仍是較為邊緣的議題。

巴特勒認為，「手術的干預可能是一個跨性者需要的，雖然並不總是，無論如何，一個人都應該可以自由決定自己性別化生命的過程（one should be free to determine the course of one’s gendered life）。」（Butler, 2014）反之，在近年的訪問中，雷蒙說到，跨性別的倡議者常認為跨性別徹底挑戰了性別期待和僵化的性別角色，但她並不贊同，因為，「倘若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身體，才能挑戰性別規範，我們並沒有超越性別，亦即我們並沒有從性別中解脫（we are not free from gender.）。只不過是換了性別。」（Raymond, 2015）對於「自由」（free to）或「解脫」（free from）的用法和看法，雷蒙和巴特勒顯然有非常不同的預設。至於要如何才算是真正從性別體制中解脫，雷蒙重申，基進女性主義者的策略是隔離以便打造出專屬女人的空間，讓女人可以真正創造出她們的文化。這樣的策略，從1970年代的意識覺醒團體開始，對女性主義的運動當然是有貢獻的，但也遭致很多批評，排除了潛在的結盟者，並成為狹義的女性身份政治。反之，巴特勒的女性主義思考包含了對於代表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批判檢視，以及大寫女人（Woman）的質疑置問，而主張朝向更異質與多樣化的結盟政治。

實際上，不同光譜的女性主義者都想要拆解性別體制，尤其去除其中不公不義傷害人類個體的部分，主要的差異仍在於政治策略和倫理立場。基本上，我反對以單數的「女性主義」（Feminism）來指稱任何一個女性主義理論和論述的看法。對我來說，女性主義必定是複數的（feminisms），並且包含了一組認為現存性別體制必須改變的問題意識，尤其在二元對立的架構中那些被放置在自然的、物質的、肉身的、動物的，女性的、情感的、依賴的、陰柔的低階存在，往往也是受到更多的輕蔑、壓迫與剝削。不同的女性主義理論乃是從不同的角度和策略去論述和實踐對於此一壓迫性別體制的拆解。從這個觀點來說，雷蒙和巴特勒可以說分別代表的是女性主義光譜的兩極。

雷蒙所代表的是基進女性主義中強調從根改造性別體制的論點，認為性別體制的根柢正在於對於女性的壓迫，而女性的定義主要在於她們的生殖器官，因為，女性之所以受壓迫乃是因為她們在父權社會中被視為性的客體，並且被佔用了生殖的創造能力。對於熟悉當代性別建構論者來說，可能會認為雷蒙的觀點太過過狹隘，侷限在生理性別。但正如本文一開始所指出的，就算是強調人類普同性和平等權的傳統自由派女性主義也無法徹底迴避女體的獨特性，尤其當牽涉到生育政治的國家政策或相關討論。換言之，強調生理差異並不一定保守或進步，而在於看見什麼，以及如何看見的實踐。因此，如果我們要開啟對話，就不能僅止於「你強調生理，所以你保守」的說法，而必須檢視對方「如何」談論生理。

雷蒙在1979年出版的《變性帝國：她男的製造》（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1979）是一本兩極評價的作品。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這是大膽戳破了科技和建構的謊言，自由派女性主義者則認為這是仇恨的恐跨之作。這樣的爭論持續至今，僅是以不同形式展現。我們有必要更深入的檢視相關論述，才能思考其他出路。在跨性者的性別動態中，物質（身體、器官等）和語言（分類、命名等）之間的交織以一種更赤裸的方式表現出來。尤其在變性者的身體所承受的醫療干預、社會眼光、自我評價、符號設定、價值重估等，都在主觀和客觀的層次上展現了一個核心事實：在女性主義所關心並意圖改造的性別體制中，最糾結也最難處理的，正是我們實實在在、曖昧難明且會痛會流血會死亡的肉身。「如何看待」和「如何對待」的雙重問題，在跨性者議題上之所以格外鮮明，正是因為跨性者的肉身往往直接承接了性別體制的各種暴力。

三、兩種倫理學：完整的倫理，以及可活的倫理

雷蒙的自我定位是一個「女性主義倫理學家」。她認為，變性乃是社會問題，而不是個人問題。藉此，她想釐清的是，她並非仇恨個別的跨性別者或變性者，雖然這樣的釐清沒有達到多少效果。因為，社會和個人的層次在跨性者身上乃是交織的；事實上，在任何個體身上都是如此。雷蒙雖然把社會的性別體制設定為變性的「第一因」（Raymond 1979: 16），仍不免把倫理行動的責任幾乎全部放在跨性個體身上。她認為，跨性者在選擇變性受術的時候，所違反的並非靜態的生物性，而是存在和化成的動態過程，包括對身體完整性（the integrity of the body）、完全位格（total person），甚至對於社會（society）的違反（Raymond 1979: 17–18）。 其中大家感到最難理解的部分，恐怕是在於所謂違反社會這點上。雷蒙指的顯然並不是她身為基進女性主義者也想批判與改造的既定父權社會，而是在抵抗性別刻板印象中所應該達成的理想社會。也就是說，雷蒙所提出的倫理學是一套由上而下的規範倫理觀（normative ethics），而不是如何對待「他者」的關係倫理學（relational ethics）。

雷蒙尤其關注的是男跨女的變性手術，認為這是男人習於把女體部分加以物神化、客體化、並進行侵犯與佔用的文化延續（Raymond 1979: 30），如同常見的強暴文化，侵入女性空間，吸取女人真正的力量（110–111）。這些說法，相當程度沿襲了基進女性主義對於男性主流文化的診斷。雷蒙的論述核心在於她的倫理推論和歸因。儘管強調「動態的化成」（dynamic becoming），並指稱真正的罪魁禍首是社會體制，但她指責的對象，除了性別診所和醫療過度干預的做法，主要仍是個別決定去進行手術或接受其他醫療干預的跨性者。對雷蒙來說，「變性的身體」（transsexual body）本身即是否定了身體的完整和動態的存有。

在闡述「完整的倫理」（an ethic of integrity）時，雷蒙以「整合」（integration）的概念來定位性別重置的手術與醫療體制，並將之對立於她所主張的「完整」（integrity）。簡言之，整合的做法是假定人體的部分器官是可以分開，並重新加以組裝。而完整是假定每個部分都不能也不應獨立於整體之外，因此也是不可分割的（Raymond, 1979: 159）。值得注意的是，雷蒙所提出的並不是一種世俗的倫理學，而是建立在基督宗教的傳統之內。雷蒙訴諸基督神學的傳統（Raymond 1979: 156），指出在人類「墮落」（Fall）之前，其實是雌雄同體的。她認為，真正的救贖，並不是透過手術去切割器官和重置性別，而是朝向更好的動態存有。她在談存有動態時，遵循著同樣深受天主教傳統影響的基進女性主義倫理學家瑪麗．黛里（Mary Daly）的影響，以大寫的方式呈現為 Be-ing，也帶著一種宗教的色彩。雷蒙所倡議的完整的倫理，理想上乃是朝向某種雌雄同體的完形，如同她原本想用的名稱，「雌雄同體的倫理」（an ethic of androgyny）（Raymond 1979: 155）。然而，這套倫理的現世基礎卻是建立在一個人誕生時的「原生性別」（native-born sex）。對雷蒙來說，身體的完整或不可切割與侵犯，因此和原生性別的肉身體現緊密結合在一起。換言之，尚未存在或業已失落的理想境界被用以合理化了偶然而俗世的原生身體，甚至藉以把後者加以神聖化。

從我們所身處的二十一世紀初回看，雷蒙當初捨棄「雌雄同體的倫理」而改採「完整性的倫理」（an ethic of integrity）的理由透露了她擺盪在兩個無法相容的極端。一端是最終理想的雌雄同體，並和諧共存的動態化成，另一端是近乎神聖不可侵犯、更不應切割與重組的原生身體。或許由於擔心太強調雌雄同體，會模糊了在父權社會中捍衛女體完整性的努力，雷蒙在最後版本中選擇強調身體不可侵犯的完整性。弔詭的是，她為此必須強調她對於變性身體的質問並不是因為他們破壞了靜態身體的原貌，而是他們違反了動態化成的倫理責任。或許，真正神聖的並非身體本身，而是動態化成的義務。只是對於雷蒙來說，這樣的動態化成絕對不應該包括運用現在醫療科技來對於原生身體進行侵入式的改造。

核心問題因此在於，我們該如何看待動態化成的倫理責任？

巴特勒在思考和寫作《消解性別》時是在世紀之交，美國及很多社會的性別地圖已經和雷蒙出版 《變性帝國》時的1979年很不一樣。大衛．賴馬（David Reimer, 1965–2004）的故事改變了大家對於性別建構論的天真想法。一方面，原本就不喜歡性別建構論的人，認為這個故事證明了生理決定論始終是對的。另一方面，一直在抵抗生理決定論的女性主義論述，開始更謹慎的面對建構和本質的對立陷阱。大衛．賴馬在加拿大出生時是一個各方面都算正常的男嬰，原名布魯斯．賴馬（Bruce Reimer），和哥哥布萊恩．賴馬（Brian Reimer）是雙胞胎。不幸的是，七、八個月大時他們接受了割包皮的手術，布魯斯的生殖器受到了嚴重的毀損。煩惱的父母在約一年後偶然在電視上看到美國性別診所的醫生約翰．曼尼（John Money）的節目。他們抱著一線希望，相信了醫生主張的性別後天教養論，讓布魯斯接受切除陰莖的手術，並把他從此當成女生來養育，於是布萊恩變成了布蘭達（Brenda）。這對雙胞胎在成長過程中定期回到性別診所，接受性別刻板化的心理測驗和教育，據信後來對他們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布萊達在成長過程中，並沒有如願「像女生一樣」，而是不斷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包括過大的骨架，以及喜歡男生玩的東西。在苦惱的青春期中，他開始抵抗曼尼醫生，不願接受陰道建立手術，也開始得知自己原本的遭遇。後來另一個醫生米爾頓．戴蒙（Milton Diamond）（在性理論上恰好是曼尼的多年敵對者）接觸到布蘭達的個案。布蘭達在14歲開始以男生的身份重新生活，成為大衛，並接受戴蒙的荷爾蒙治療與陽具重建。後來，大衛和他的兄弟布萊恩一起對外揭露曼尼醫生對他們造成的傷害。大衛也開始接受訪問，講述自己的故事，取得一定程度的發聲權，不再僅僅是不同學派立場的性學家借以建立自身理論的「個案」。

巴特勒在《消解性別》中講述了大衛．賴馬的故事。她強調她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藉此證成任何一套理論，無論是性別本質論或性別建構論。她想探究的毋寧是布蘭達/大衛是在怎樣的「規訓架構」（disciplinary framework）之內發生出一套自我報告、自我理解的論述，以便確認他自己身為人的可能（Butler,2014: 66–67）。巴特勒把這樣的規訓架構扣連到她一向關心的「可理解性的網格」（grid of intelligibility），亦即，我們身為社會存在物在既定的文化政權中得以理解自己和他者的框架或線索。巴特勒在處理大衛的自述時，主張我們必須同時兼具大衛的主體性和客觀性。無庸置疑，大衛的自述必須被尊重，但同時大衛所使用的語言，如同我們每個人身為文化存在者所使用的語言，都「早已充滿了規範，在我們尋找自述的語言時引導我們。」（Butler 2014: 69）換言之，我們必須尊重大衛的意願，以他想要與願望的方式去稱呼和對待他，但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天真的以為每個人都可以充分定義自己。我們確實可以定義自己，但並不是用我們自己獨力發明的語言在定義自己。

在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語言之間，是很複雜的動態辯證關係。尤其當我們必須去說明自身的時候，向誰說明？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自我說明，都像法庭上接受審判的呈堂證供一樣，不僅是話語的呈現，更涉及了生死存亡的身份遊戲。身份，或認同，始終都不僅是定義，接納和排除的問題，而牽涉到更多物質的、資源的、生存空間的商榷和衝撞。

當巴特勒在檢視大衛的自述時，她強調她的意圖並不是在「指認」甚或「指責」某些性別刻板印象的複製，而是在推敲大衛如何推敲自身所身處與面對的「文化可理解性的網格」（grid of cultural intelligibility）或框架。換言之，大衛的詞彙選擇，乃是他身為性別化社會存有的理解與實踐。在《消解性別》準備出版時，大衛．賴馬自殺的消息傳開。巴特勒為此在該章後面寫了一篇後記，除了表示哀悼，並肯定大衛的生命實踐，也重申了她對於規範和生命之間複雜動態關係的看法。關於什麼是可以理解的文化規範往往決定了我們看待人的價值，並確實影響到個體的生命處境。換言之，這些規範和價值除了具有論述性，也具有相當程度的物質性，而和其他層次的物質性之間交織運作。

大衛．賴馬的故事包含了各種跨越界線的因素，包括被迫和主動的跨越，以及生命實踐的掙扎。他出生是健康的男嬰，但因為嬰兒期的手術意外而陰莖受損，面臨類似中間性者性器官不明的處境，進而因成年世界的僵化性別框架與成年人的「文化可理解性」的侷限，而被切除器官，被迫成為性別實驗室中的操弄對象。而在青春期得知自身遭遇之後，她開始成為一個為自己生命做出計畫的跨者，從醫生與父母設計的女性身份再度勇敢跨回到男性身份。在她/他的一生，身心都持續承受著高度而密集的性別折磨（sexual and gender torment），而不僅僅是我們當中較幸運者日常的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我們可以說，大衛．賴馬的生命故事體現了多重的跨者處境與實踐。

如前所述，從上個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性別地圖已經不同於1970年代末。巴特勒在思考性別議題時，已經見證了美國跨性別運動對主流女性主義運動的挑戰，以及雙性人運動或中間性者運動（intersex movement）的興起與成就。在手術醫療這部分，跨性別運動和雙性人運動的訴求剛好形成某種互補。跨性者雖然不一定都會訴諸手術，但手術和其他醫療介入的可得性和選項對他們的生命規劃來說是重要的。而雙性人由於長期以來受到兩性體制的壓迫，往往在嬰幼兒時就被迫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從一開始就被剝奪了對自己身體的基本決定權。因此，雙性人運動訴求社會應該接受雙重性徵或性別不明的孩童與大人，給予充分的自主權。在這些運動的挑戰中，巴特勒的基本提問是：當越來越多樣化的非主流或少數性別進入政治場域時，這代表了怎樣的意義？更多樣的性別樣與存在得以發聲與現身，代表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代表了對何謂真實或現實的重新提問和質疑。換言之，也是對於「人」的可理解性的重新繪製。

此一重新繪製人的圖像的政治想像力是很關鍵的，也是巴特勒在思考性別時和雷蒙最大的不同。在政治的場域中，暴力始終是一個核心議題。雷蒙的身體完整倫理學把暴力的問題聚焦在對於一個人的原生性別身體的破壞、切割和重構。反之，巴特勒較為關係取向的他者倫理學把暴力的問題定位在社會規範和某些人對於性少數的暴力侵犯。她問的，不同於雷蒙，並不是跨性者為什麼要對自己的身體「施暴」或「侵犯」，而是這個社會的某些人為什麼要對跨性者和其他性少數的身體進行暴力的對待，虐打甚至殺害？更重要的是，何以這種暴力甚至不被認為是暴力？有時候還是被國家和某些官方力量所讚許和執行的？（Butler, 2004: 30）這些問題和巴特勒近年的政治思考息息相關，不僅在性少數的議題上，在更廣的全球場域中的族裔和其他少數或弱勢，巴特勒最關心的都是：為什麼有些生命是「不被哀悼的」？「要怎樣才算是一個可被哀悼的生命？」（what makes for a grievable life?） （Butler, 2004: 18）死亡和生命是連續的，當個體死去時，若是值得哀悼，表示他是一個被看見而珍視的生命。政治學最初與最終關心的幸福生活，是關於打造一個可以讓人好好生活的世界。巴特勒近年來的思考環繞於此。而哀悼，不僅是肯認個體和族群的生命尊嚴和價值，更在哀悼的同時，讓逝去可以轉化成改變未來的政治資源，不是圖利政客的那種政治資源，而是思考政治如何可能的資源（ a resource for politic）（Butler, 2004: 23）。

有別於雷蒙的規範倫理學強調一個人不應該違反自己原生性別身體的神聖完整，巴特勒的關係倫理學更關心的我們應該致力於一個不去侵犯和暴力對待他者的社會環境，換言之，一個可以讓人好好活的世界（Butler, 2004, 2015）。從這個觀點來說，我認為，巴特勒所刻畫的可以說是一個「可活的倫理」（an ethic of livability）。可以好好活，聽起來似乎很基本，其實不然。可以好好活所牽涉到的是很複雜的社會物質條件，包括共同棲居和互相支持（Butler 2015）。誠如巴特勒所言，一個可以朝向好生活的「可活生命」（a livable life）不可能以各種歧視、排除和暴力為基礎（Butler, 2004: 224）。 當然，我們必須公平一點強調，雷蒙作為女性主義者同樣也關心社會朝向性別正義的改造與實踐，這應是所有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者共同的目標。所不同者，我們對於身體作為關鍵物質，不可化約的生命物質，要如何去看待。

四、代結語：朝向更自由的性別

在可見的未來，人類的烏托邦還不太可能取消性別，我們依然會是某種更自由或是不自由的性別化存在。我們物種的有性生殖特點，目前仍是一個無法迴避的演化事實，同時也將持續對複數而多樣的女性主義論述提出挑戰。人類的自由必定是一種體現的自由，亦即透過身體的作為和實踐去達成的自由。而我們身為人類個體的體現自由也很難全面避開性別化的體現經驗。以此而言，跨性者的身體並不是例外，但確實承受著更直接的衝撞。痛苦是無法比較的，但身體所承受的是可以也必須被加以衡量與思考。量變與質變的辯證動態，不僅是歷史唯物論的議題，相當程度也是女性主義身體政治的重要關懷。

由於人類個體身為性別化存在的日常實踐和難題，當跨性者以「順性別」（cisgender） 的概念來標示他者時，尤其當翻譯成中文的「順」一詞所攜帶的順遂或平順語意，便經常引起反感與不適。當然，在某些政治動作和策略中，引起不適也可能正是目的。我並不認為，引起不適一定是不好的。無論如何，「跨性別」和「順性別」之說的情緒反應，正如同基進女性主義和跨女之間的長久嫌隙，從性別結構的觀點來說，都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症狀。症狀本身並不是疾病，而是疾病的表徵。我們也在文化症狀中看到的還有改變與療癒的可能性。因此，身為文化的存有，我們往往在種種文化症狀中遭遇行動的瓶頸。我們在不斷的衝撞中，造出擴散或前行的迂迴道路。

如同上述討論所強調的，故事的講述和發言權是擴展各種可能的關鍵。因此，曾被雷蒙在《變性帝國》一書中點名的桑蒂．史東（Sandy Stone, 1987）問了一個很根本的問題：「變性者可以發言嗎？」（Can the transsexual speak?）。史東借用哈洛威提出的「怪物的承諾」（the promise of the monster），來彰顯跨性者在自身實踐中對於人類性別自然的改寫與重新發明（Hatraway, 1992）。然而，如此跨界的歡愉與再發明，是否會陷入了語言轉向式的符號遊戲，忽略了肉身的限制與苦痛？這是女性主義者仍必須不斷去探問的。即便是哈洛威也曾經強調，在享受跨界的歡愉時，要負起重新打造界線的責任。然而，各種不同層次和物質的界線，往往具有如此不同的呈現模態和感受性。肉身重組的歡愉、痛苦、麻煩、折磨與責任，顯然不是理論和宣言可以充分涵蓋的，而需要更多異質而往往令人不安的體現故事。身體的苦痛並不是沈默的，只是等待著世界提供更多的媒介，讓他們得以發聲與現身。

我們需要更多不同的、跨界的、歡愉的、痛苦的、負責的、不一樣身體的故事。

在二十一世紀的性別地圖與政治場域中，我們比任何時刻都需要結盟政治。我並不認為，我們可以徹底揚棄不同身份者去凝聚群體的身份政治，因為，特定場域和位置中的身份政治仍是重要的，尤其對於各種邊緣與底層來說。然而，倘若只有身份政治，而沒有結盟政治，就像過去幾十年來不斷重現至今的，各種群體間的嫌隙的文化症狀仍將增生，時而有如迴圈，延遲往前開展的步調。或許，每個活著的存在都有一個會受苦與感受的肉身-物質這件事情，可以是許多具有不同立場的我們可以對話的基地。走到二十一世紀，很多問題無論在地方或全球的層次上都未有解答。然而，當更多問題意識得以浮現，在世界中取得發言權，有時候就是一種朝向未來的方向。

可以肯定的是，曾經困擾女性主義理論許久的本質和建構之爭已經也必須走到尾聲。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述，近年來的物質轉向與生態意識提醒我們，必須向生命學習，聚焦到身體，以及身體的生態，乃至於不同的體現經驗與歷程。

最後，我想引述日裔美國跨女運動者艾咪．小山（Emi Koyama）的話。小山在這個世紀初提出了「跨女性主義」（transfeminism），梳理了美國女性主義和跨性者運動之間的愛恨情仇。台灣的情況，其實有很多映照並延續了美國的現象，雖然我們也亟需在地的資料和論述。小山認為，「跨女性主義體現了女性主義的結盟政治」，也就是說，「來自不同背景的女人要為彼此站出來，因為，如果我們不為了彼此站出來，沒有人會。」

在解構性別的女性主義計畫中，多重意義的跨界和結盟是我們可以聽見彼此最好的方式。因為，如果我們不願去聽見彼此，沒有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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